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。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、中国大学任教，讲授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
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，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，后经亲朋营救获释。
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、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。
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.席兼民政部部长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。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.大代表、人.大常.委.会委员。
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，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，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，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。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，他的观点“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，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。现在把他一一写出，请先生指正”；文末又说：“以上拉杂写来，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，有的稍相差异”，“如有未当，请赐指教”。而胡适对蓝公武、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“把我的一点意思，发挥的更透彻明了，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，我很感激他们两位”。由此可见，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，既相互辩驳，又相互肯定，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。
细读争论双方的
第525章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(3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