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骗不了人；另一方面，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，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，简单地“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，未免有几分武断”，如果过于注重“实际的问题”，而抹煞了“主义学理”的效果，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”。
所以，蓝公武得出结论说：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，所以，“主义的研究和鼓吹，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”。
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，胡适是仔细研读了的，也引起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，本打算在下一期《每周评论》行文，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。
李大钊认为“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”，为此“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”“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”。
8月17日，《每周评论》第35号发表李大钊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。这是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。二人在北大共事，也是好友。抬头处，李大钊尊称“适之先生”；落款处，注明“寄自昌黎五峰”。
此时，李大钊因病在河北老家休养，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。离京之前，他就读了胡适的文章，当时“发生了一些感想”，有些意见完全相同，有些稍有差异，经几日思考，乃一一写出。
与蓝公武尚未“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”不同，李大钊“标明”了马克思主义“旗帜”，同胡适“短兵相接”，本着探讨的态度，就“‘主义’与‘问题’”“假冒牌号的危险”“所谓过激主义”“根本解决”等
第524章 所谓“问题”与“主义”的论争(3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