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达。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。”
接下来，胡适说：“我曾仔细研究：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‘文言的文学’？我自己回答道：‘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，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。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，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。’
“我们为什么爱读《木兰辞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呢？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？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车行》诸诗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不爱韩愈的《南山》呢？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。……简单说来，自从《三百篇》到于今，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，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。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，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！”
于是，胡适得出结论说：“因此我说，“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”。中国若想有活文学，必须用白话，必须用国语，必须作国语的文学。”
今天，回过头来看，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。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：“读者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、有生命的。我说的是：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。”
是的，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，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？当然，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，
第512章 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(4/1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