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达100万以上。除了政治上的对手，蒋介石政权对于知识界的严防和残杀尤为酷烈，堪比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。
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，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。早在1929年初，学者胡适发起了“人权运动”，在《新月》杂志上发表《人权与约法》一文，随后又发表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——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》、《知难，行亦不易——孙中山先生的“行易知难”说述评》、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。这些文章一发表即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文宣部门的严厉警告，著作很快遭查封。
蔡元培则给胡适写信表示支持，他说胡适的文章“振聋发聩，不胜佩服”。
在1933年2月的一次青年会演讲上，蔡元培说了下面的话：“至于说国难时期，不许人民要民权，只要人民尽义务，这更不对。试问：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都剥夺了，还望他们从何处尽他的义务去呢？譬如我们在此地房屋将倾，还是手同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？还是手同脚都被绑了起来的能起来挽救呢？”
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，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教授许德珩。14日，各报发表消息，当局秘密捕人的真相大白。
蔡元培再也坐不住了。17日，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杨杏佛等人以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筹备委员会的名义，发表致蒋介石、行政院代理院院长宋子文、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电报。
电云：“报载
第465章 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(3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