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，社会则面临着重建伦理秩序的问题。
为社会建立合理适时的伦理规范，规范每个个体行为，这是社会有序和健康运行的关键。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合理合宜的规则，以及对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好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20世纪初期，梁启超、孙.中.山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曾不约而同地谈到人类的人格问题，强调人格的重要，重视人格的培养。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》；孙.中.山于1923年则作了《改良人格来救国》的演讲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其时颇多学术史家对晚清以降的“新学”大都给予积极评价不同，蔡元培虽也表彰其功，但却不无保留意见。他并不满意在此前一个时期的“道德革命”中表现出来的将西方伦理学说工具化的倾向。他以为无论对西方伦理学，还是对中国伦理学，都应当加以专门研究，方才能够产生思想效力与道德效应。而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便正是他为此做出的努力。
《中国伦理学史于1907年出版后，至1921年再版6次，后编入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；被称为“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”；
一般说来，一个社会的道德，大的方面固然是规范人的行为，为国家的统治提供秩序，为人和人的交往提供规矩。但是，对每个个人来说，也是一种修行，一种教养，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社会上肯定是个受人尊重的人。
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，
第424章 学术成果2(5/6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