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，以为吾民忠告，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，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，甚或明知国势之危，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，瞻顾徘徊，惮于发议，将爱国之谓何？国民义务之谓何？
“我等身为中国人民，中国之存亡，即为身家之生死，岂忍苟安默视，坐待其亡！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，以筹一国之治安，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，各摅所见，以尽切磋之义，并以贡献于国民。国中远识之士，鉴其愚诚，惠然肯来，共相商榷，中国幸甚！”
宣言中所谓的“国中深识之士”，就是影射了袁世凯，以“明知隐患方长，而不得不委曲附从”，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。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，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，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，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；
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，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。
八月二十三日，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，推杨度为理事长，孙毓筠为副理事长，严复、李燮和、胡瑛、刘师培为理事。
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，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，但不能否认，那个时候，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。他是学者，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。杨度的一生，极富戏剧性，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，最后竟加入了共.产.党，成为了一名社.会.主.义者。
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：“本会宗旨，原以研
第168章 筹安会的表演(5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