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是“藩镇割据”的实质延续而已。
所以，皇帝老爹和他的那些宰相文臣们，在国策制定与制度设计上的思路，便是建立在对唐代“藩镇之祸”的检讨、反思与防范上，力求避免重蹈前代的覆辙。
唐代有扩张过快过度之嫌，那么大宋便适当收缩，赵匡胤亲临大渡河，以玉斧在河上划界：“此外非吾有也！”
唐代为了便于向外扩张，给边将放权很重，甚至允许节度使自己收税理民，节度使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还能自己搞钱，导致最后弄出了一个掌握十万雄兵的安?山；那么大宋就要加强对军队将领的控制与防范，轻易不放权。
唐代最能打的，是西北与东北的边军，中央军反倒最弱鸡，以致于潼关不守，长安失陷；那么大宋就反过来，精锐能打的全特么给老子充实到中央禁军里，只留弱鸡军队在地方上维持治安，看你们拿什么割据造反！
大宋的这些国策，都是一环套一环的，属于环境与时势的产物，是对前人经验与教训的总结。
在赵德昭看来，这些国策虽有重大缺陷，但也不能武断地说错。
最重要的，它们正是皇帝老爹“反其道而行之，矫枉必须过正”的治国思路的体现。
因而，此时面对皇帝老爹的考校提问，赵德昭决定摸一把顺毛驴：
只谈前代的问题，少提大宋现今的对策，更加不作批评！